散文诗点心 杨永康：任性，是的，就是要任性

我们习惯于阅读易于阅读的散文。 他们是那么的圆滑，那么的善良，那么的体贴，用看似与日常用语没有太大区别的语法，向我们吐露内心，回忆往事，陈述事实，或者告诉我们平时不注意的知识：历史轶事、文化趣味、名人隐私……读完后，我们感觉对这个世界又了解了一点，所以很满意。 他们的言辞充其量是更奇特或更有意义，有时甚至是平淡自然的，显然是经过刻意锻炼的。 因为它们缺乏难度，所以我们很难尊重它们：既然我们似乎能写出这些文字，为什么要尊重它们呢？ 结果，散文越来越被认为是一种缺乏文学品质、适合茶余饭后娱乐或杂志页面填充的文体。 可以随意捡起来，也可以随意扔掉。 以这样一种不屑一顾、懒惰的态度来读杨永康的散文，难免会让人感到有些不舒服：与那些流畅、友善、体贴的文章相比，他的文笔太任性了。 也许杨永康会照搬他惯用的语法，说：任性，对，就是任性，我就喜欢任性。

“我喜欢”大概是杨永康散文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词了。 在《独领风骚》中，杨永康从一开始就迫不及待地表达了自己的好恶：

一开始没有任何线索。 是的，一开始。 当你抬起头时，你可以看到树梢和我。 有些人就是喜欢拐弯抹角。 我喜欢一直往前走。 当然，它不可避免地会在风中摇曳。 我喜欢那些随风摇摆的东西。 一只蝴蝶停在马路中间的白色斑马线上。 从远处就能看到那白色。 我喜欢那种白皙的感觉我喜欢这样的偶遇。 我鼓起勇气停下来。 我们如此亲密，如此亲密。 我认识的人不多，包括本·拉登、帕尔玛、巴尔扎克、克莱尔。 我好几天都梦见克莱尔。 克莱尔的腿比我想象的还要粗。 连续几天都是非常罕见的。 我从来没想过这是真的。 有时它与螺母有关。 这个时代一定有什么地方松动了。 我喜欢拿着锤子和扳手敲打东西，不是因为我希望它们会松动，而是因为它们已经松动了。 夜深人静的时候，有什么神秘的东西掉落在地上，声音清脆响亮。 我喜欢那些源自半夜的神秘瀑布，很容易俘获人心。

第一段中，“我喜欢”出现了6次； 整篇文章中，“我喜欢”一共出现了12次。 几乎在杨永康写的每一篇文字中，我们都会不断发现那些他坚持喜欢的东西：

我喜欢坐在山坡上，看太阳慢慢落山，看羊群慢慢归家； 我喜欢沼泽，我喜欢沼泽，因为它们是显而易见的； 有一次我蹲在向日葵地里拉屎，我喜欢在向日葵地里拉屎。 当我拉屎的时候，我遇到了一只小花狗。 （“乌鸦”）

我说我喜欢与众不同； 不过我喜欢把事情混在一起； 我不喜欢打架，我喜欢逃跑。 （《秘密飞行》）

我喜欢偶尔莫名其妙的狗叫声，喜欢偶尔开着的窗户，喜欢偶尔开着的马蹄莲； 我喜欢她嘴里喷出的激情； 我喜欢清脆的口感； 我喜欢婴儿车，弹簧婴儿车。 （《春·铁》）

我喜欢这些漫无目的的人。 （“短暂的停顿”）

“我喜欢”当然是一种任性的姿态，这对写作来说是一种极其矛盾的姿态：一方面，“我喜欢”，所以“我”要说出来，告诉你；另一方面，“我喜欢”，所以“我”要说出来，告诉你；另一方面，“我喜欢”，所以“我”要说出来，告诉你。 另一方面，“我喜欢。”所以你不必理解，也没有办法反驳，“我”根本不肯和你交流。那些“我喜欢”的东西里，有一个这是一种无限真诚、无限执着、无限孤独的兴趣和态度：他无法放弃自己喜欢的东西，只能等待另一个同样喜欢的读者。它，也许从无限远的地方，去见他。

遇到一个任性的人已经够丢脸的了，可如果他是神你又能怎么样呢？ 在他所创造的文字世界中，杨永康的力量当然是如神的力量一样深远。 因此，杨永康借助这样任性的姿态，不仅充分表达了自己渴望被理解却不需要被人理解的喜恶悲喜，而且还建立了自己的宇宙法则。带着强烈的执念，或者换句话说，他破坏并重建了散文的规则。 传统散文的铁律是“形散神存”。 然而，在杨永康的散文中，读者却很难找到所谓的中心：如何控制一个任性而敏感的人的游荡思绪？ 而且，语言和思想真的能准确地达到最初的目标吗？ 当人们不得不将自己旺盛的想象力关进特定的牢笼时，他们得到的是否多于失去的呢？ 于是，杨永康就任由自己“毫无头绪”地跑。 对于他这样“喜欢跑步”的人来说，中心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表情的轨迹。 而如果放弃了对整体性的追求，那么继承、转化、整合的结构原理当然也就被废除了：一个流浪的跑步者可能会在任何一个街角拐弯，引领我们走向隐藏的地图，开启意想不到的风景。 所以，我们不需要祈求按照正常的逻辑，按照图来确认杨永康的文字走向。 他喜欢突然打断连贯的叙述。 有时，一只停在马路中间白色斑马线上的蝴蝶突然映入眼帘。 有时候，螺丝掉落地上的清脆声音会在他的脑海中莫名其妙地响起，文字任性地滑动。 附加曲目。 这当然让我们想起了福克纳的《小玛德琳》，杨散文中大量运用的意识流手法也让我们想起了他对散文应该表达的“真理”有自己的想法。 和那些意识流大师一样，杨永康也不相信现实是有序的、有迹可循的。 它只是一个我们很容易掌握的表象； 真实的现实往往是虚幻的，就像游荡的灵魂一样，超出了理性的范围。 你到达的黑暗角落需要想象力甚至幻觉来捕捉。 所以杨永康就这么做了。

杨永康对散文与真实的任性痴迷，让他完全无视所谓的界限与规范，甚至无视虚拟与现实、真实与虚假的二元对立，从而获得了难得的表达自由。 当他徜徉在城市和荒野时，哪怕只是短暂的一瞥，他看到的不仅仅是事物本身，也勾起了所有与它们相关的知识和记忆，那些曾经歌颂这些事物的诗篇。那些曾经站在那里的人，从他所在的地方注视着同样的事情，以及在同一个地方已经发生或可能发生的事情，全部重叠在一起，交织出一幅远比这里的世界丰富的世界图景。 对于一个任性的人来说，世界从来不是它是什么，而是他所知道的是什么。 当他看到这个世界时，世界已经扭曲了。 所以，杨永康是蝴蝶，是螺丝，甚至还有清脆的落下声。 杨永康和他想写的世界是一体的。 因此，我们会看到，在《消失的咖啡馆》中，杨永康不仅是讲述多洛丽丝、旺达、阿莱特、波伏娃和萨特故事的人，也是萨特本人，甚至是他们所有人的故事。 。 我们在这篇文章中读到的不是萨特、波伏瓦，也不是名人的老八卦，而是杨永康。 杨永康用任性的语气讲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显然不那么真实，但在他个人看来更真实，而这恰恰让杨永康的任性有了意义——因为在这样的世界里，我们的眼睛、耳朵、大脑都受到了极大的影响。通过科技手段扩大。 我们用一个关键词就能在最短的时间内看到远处的事物、听到远处的消息、了解所有的隐私。 那么文学最大的价值不就是写出一个与作者个人不同的版本吗？ 杨永康的任性使他变得异类，扩大阅历、达到陌生不正是读书的根本追求吗？

显然，杨永康这个任性的作家，从语法和认知层面都打破了惯例，使他的所谓散文变成了界限模糊的体裁。 如果现实和虚构不再区分，叙述者和叙述对象也可以装扮和表演，那么散文和小说还有什么区别？ 那些突然的言辞，那些突然绽放的意象，也让杨永康的文字如诗，处处隐藏着无痕的枝干。 问题是，散文或任何体裁真的有界限吗？ 或者，至少对于作家来说，界限真的有必要吗？ 电影发明后，小说不能再满足于作为故事的载体，而必须不断更新叙事手法，努力到达只有小说才能到达的地方。 一切人文自然科学都成为小说的天然素材，甚至最新的媒体技术也为小说形式的更新提供了机会。 如今，它已成为海纳百川的超级流派。 那么为什么不写散文呢？ 散文是否应该满足于流畅、平易近人、体贴、不难的文笔，而放弃重塑和重生呢？ 当然，杨永康的任性并不是因为他想与世人闹事，也不是因为他太爱自己，而是因为他太爱散文了。 前面提到的他的任性所带来的审美效果当然都是有意的风格实验——一个任性的人往往也是一个坚定的理想主义者。

当然，实验意味着不确定性和徒劳的可能性。 就像诗歌的不断突破一样，普通读者已经很难区分大师和江湖骗子了。 杨永康的话是不是像洋葱一样追逐着无尽的喋喋不休，经过层层解读，发现中心空无一物？ 庆幸的是，当我们详细追踪杨永康的创作过程时，我们不难发现，他每一个看似随意的转折，其实都有其渊源。 2004年至2006年期间撰写的散文，如《敲响的钟声》、《夏天的身体让我惊讶》、《不要遇见伊万》、《叔叔好孤独》、《体内的弹弓》、《暴露多年》 ”，会提醒我们，一个任性的人，其实只是对自己如今所生活的世界不满意，所以他会情不自禁地不断地从城市和当下的混乱中回到自己的家乡和童年，回到他所相信的美好事物。包括罗比，这位他最新文章《惊喜》中令许多读者困惑的对话者，其实在之前的文章中已经被塑造过，而如果我们读一下他在《一个头发凌乱的女人能给一个年轻人带来多少恐惧和孤独》中。 2002年，我们会发现这个如今任性的作者曾经是多么的诚实和可爱，在这篇文章中，杨永康甚至在最后忍不住跳出来解释他当时的谨慎任性：“我认为至少有一个。事情是肯定的：我们实际上对我们熟悉的一些事物知之甚少。 正因为我们对它们了解太少，所以我们常常对它们产生莫名的恐惧，而莫名的恐惧总是要付出莫名的代价。 有时是让你着迷的‘平面’，有时是‘断断续续’的歌《歌》，而一架‘地平面’和一首‘断断续续的歌’就可以充分代表一个人童年时所有的快乐和孤独。”这段话将杨永康的任性的含义解释得更清楚，同时也更明确地解释了杨永康的任性的含义，减少了他任性语法的致幻快感，这也让我们明白：一个人的任性不应该是有纪律的，而且是独特的。在最需要想象力和个性的文学领域，阻止一个人任性是危险的。